云南省澄江县法院日前以贪污罪一审判处被告人李进、李浩源各有期徒刑二年，缓刑二年。至此，澄江县检察院查办的6人骗取家电下乡补贴资金系列案全部一审判决。除徐旭初、袁朝甫提出上诉外，其他4人均服判。

　　结合办案，澄江县检察院对负有监管职责的县财政局、县工信局发出了检察建议。近日，该院对两单位分别进行走访，发现有关检察建议落实情况良好。

　　经销权成了“香饽饽”

　　2007年12月，我国开始试点家电下乡政策。澄江县的家电下乡工作于2009年2月正式启动，至2013年1月底结束。家电下乡产品是否真正进了寻常百姓家?已发放的补贴资金是否也全都进了老百姓的口袋?2013年7月，澄江县检察院对家电下乡情况进行调查。

　　澄江创美电器商行首先引起了检察官的注意:这个小小商行申领补贴竟然高达10万余元，且其曾因滥用农户身份信息录入虚假销售信息骗补，被澄江县工信局和财政局作出取消经销资格的行政处罚。为此，检察官调取其家电下乡补贴名册逐一核查。

　　一个月后，排查结果显示，创美商行录入的销售信息近半数有假!澄江县检察院对该商行经理张红光果断立案，并迅速组织多人同时对多家经销商展开调查。

　　听到消息后，澄江家家电器经营部负责人汤林主动到检察机关投案自首。随后2个多月，借另一惠农政策项目——“巩固退耕还林太阳能热水器设备安装项目”(下称“太阳能工程”)实施大量骗补行为的太阳能热水器经营商户袁朝甫、徐旭初、李进、李浩源也相继被挖出。

　　检察机关对多个经销商深挖细查，发现骗补现象相当普遍且比较严重，国家给老百姓的补贴“红包”，相当部分都落入了经销商的腰包。

　　补贴资金如何被骗取

　　检察机关发现，上述6名涉案经销商的骗补手段大同小异，主要是用花样翻新的手法获得农户身份信息，采取虚报、多报销售量的方式骗取国家财政补贴。

　　据查，汤林共借用了20余户农民的户口本和身份证，虚构、虚增购买家电下乡产品的事实和数量，录入家电下乡信息管理系统，成功骗补1.3万余元。张红光也采用了同样的方法，顺利骗补2万余元。其中，张红光在多次骗补成功后，胆子越来越大，他嫌借证数量少效率低，竟直接用免费赠送小额家电的方式换取农户身份资料，然后用虚假的大额家电销售信息骗补。至案发时，其尚有2万余元补贴款因信息可疑被拒付。

　　另外，在“太阳能工程”中，袁朝甫等人把补贴算成自己应得部分，故意降低报价恶意中标，然后不执行招标要求及“竞标太阳能应为家电下乡产品，应给退耕还林户享受国家家电下乡补贴”的政策规定，单独或与施工方合谋，利用收集到的安装农户身份资料申报补贴后占为己有。

　　徐旭初在低价中标500套“太阳能工程”产品后，转包给袁朝甫等三人安装，并要求三人在安装时，除向安装农户收取政策补助外的其他费用，还必须收集安装农户的户口本、身份证复印件。工程完工验收合格后，徐、袁二人合谋由袁朝甫出面，以其经营部名义用高过中标价近一倍的“标识卡”价申报补贴，骗取补贴资金10万余元。

　　澄江罡羽太阳能销售部的两任负责人李进及其儿子李浩源，利用在“太阳能工程”施工中获取的122户安装农户身份证、户口本，成功骗领补贴4.5万余元。二人在日常经营中，还虚构3个农户、虚增9个农户购买家电下乡产品的事实和数量，骗补近5000元。

　　骗补现象很普遍

　　澄江县检察院查办的这起系列案中，虽然涉案金额仅20余万元，但涉及5家家电下乡产品经销商，约占当地家电下乡经销商总数的20%，具有普遍性。其中，通过虚增农户购买家电数量骗补的情况最多，近五分之四的经销商或多或少均有所涉及，约50万元的国家财政补贴差不多都进了经销商“腰包”，约占澄江县近四年来家电类补贴资金总额的5%。

　　检察官认为，出现上述情况绝非偶然。最根本的原因，是政策的配套落实制度即商家代垫补贴方式有“致命伤”。澄江的骗补现象均发生在采用这种方式的2010年和2011年，在之前的2009年和之后的2012年都鲜有骗补情况。由于当地财政局委托经销商行使行政审核权，这种由商家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审兑补贴方式，在便民的同时也给商家弄虚作假开了方便之门，一旦监管不能同步，骗补现象就在所难免。

　　另外，监管方面也有问题，“监管不力、执法不严、违法少究”均不同程度存在。按国家《家电下乡政策执行监管及违规处理办法》规定:“有作假嫌疑的，应会同有关部门进行彻底核查。”“采取商家代垫补贴方式的，对补贴2台以上(含2台)及他人代领补贴的农民，乡镇财政所要实现100%抽查。”但相关职能部门由于多种原因，没有严格执行，导致骗补行为泛滥。

　　此外，警示教育没有及时跟上也是一个重要原因。相关从业人员文化层次普遍较低，如果缺乏相关法律知识和从业风险警示教育，他们很容易随波逐流错跟“潮流”，最终很可能成为“潜规则”的实践者和受害者。

　　针对政策实施、部门监管中存在的问题，今年1月澄江县检察院向县财政局、县工信局发出了检察建议，提出“重视警示教育，加强监督管理，狠刹商业歪风邪气，着力培育社会正能量”等具体建议。